當地時間4月16日，第四屆中非文明對話大會在埃及伊斯梅利亞成功舉行。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非洲研究院、埃及蘇伊士運河大學共同主辦，主題為“古典智慧的現代價值——中非古代文明對當代全球性挑戰的啟示與鏡鑒”。來自中國和非洲的知名專家、學者和外交使節參加會議，圍繞“中非古典文明中的治理經驗互鑒”“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城市與鄉村治理：挑戰與應對”“考古合作與文物保護”等議題展開深入對話交流。現將部分參會學者發言內容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非洲研究院顧問 伊扎特·薩阿德·賽義德：
全球文明倡議為中非合作增添文化與人文維度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真實親誠”的新時期中國對非政策理念，宣示中非是命運共同體，2024年又將中非關系整體定位提升至“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202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為中非合作增添文化與人文維度，推動雙方更深層次的互信與合作。通過中非文明對話大會等平臺，雙方強化文化與社會紐帶，推動建立基于共同利益與相互理解的長期伙伴關系。
埃及蘇伊士運河大學副校長 穆罕默德·薩阿德·扎赫盧爾：
搭建中埃人才培養與文化交流平臺
中非文明對話大會在埃及舉行，肯定了埃及作為東西方重要橋梁的國際地位，以及在促進不同文化和民族相互理解方面發揮的突出作用。蘇伊士運河大學及其孔子學院作為實踐典范，通過學術交流、職業培訓及企業就業論壇等機制，搭建中埃人才培養與文化交流平臺，并聯動非洲其他孔子學院共享經驗，破解協作壁壘，共同推進構建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今天我們齊聚一堂，既是為了回顧中非古老文明的輝煌，也是為了共同探尋古典智慧應對當代全球性挑戰的啟示。相信通過今天的深入交流與對話，必將為中非文明互鑒注入新的動力，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中非智慧與中非力量！
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古代史研究所所長 楊艷秋：
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思想體系
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所依據的思想是多元的。各種治理思想在所追求的治理方向、治理目標、治理方式上有著不同的表達，多種治理思想的融合與運用，形成了以“大一統”為政治目標，以“德治”為理想，以禮制、禮儀為規范，以教化、刑罰（禮、樂、刑、政）為手段，德、法并舉，王道、霸道相兼，求變、求新的思想體系。
第一，“大一統”是治理思想的最高政治目標和國家治理的總體方向。“大一統”既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文化的獨特標識。統一而非分裂、融合而非隔絕，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造就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基調。第二，“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治理思想的基礎，同時也是人文主義在國家治理中的呈現和發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底蘊最為深厚的基礎思想之一。歷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強調的立君為民、民為國本與政在養民，就是從治理本體、治理關系、治理原則三個層面上表達了大一統社會下國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和歷史邏輯。民本思想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繼承，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理念與政策措施。第三，“德治”始終是傳統國家治理的主導思想。以德為主的統治模式以“民本”為核心，以“仁”“禮”為兩翼，既彰顯人文關懷，又申明和諧秩序，呈現出綜合治理理念的特征。第四，治國先治吏的吏治思想是中國治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中國古代歷史上形成了吏以民為本、選賢任能、嚴以治吏等重要吏治思想。吏治思想所積累的治理經驗和歷史智慧，形成了包括考核、監察、獎懲等在內的吏治治理體系。第五，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思想源自對社會變動的體認，是中國傳統治理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革新進步一直是社會發展的主流，改革變法一直存在于中國歷史發展長河中，因時立事、承敝易變、居安思危一直是歷代改革家推行新政的不竭動力與思想淵源。
以上五個方面的思想理念相互聯系、互為一體，構成中國傳統國家治理思想體系，這是中華民族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所獲得的寶貴治國之道。正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思想及其實踐具有的這種體系性特征，得到歷代王朝國家重視，并在繼承中不斷加以完善，使中華文明取得世所矚目的長期性、連續性發展成就。
埃及蘇伊士運河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哈桑·拉加布：
中埃共鑒：“和而不同”理念的當代社會治理價值
“和而不同”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也對埃及社會乃至全球治理具有深遠啟示。在中國歷史上，這一理念深刻影響著社會治理。儒家思想強調統治者應廣納不同意見、吸收多元思想，從而推動國家長治久安。例如，中國歷代王朝設立“言官制度”，鼓勵直言不諱，以包容不同聲音，實現社會和諧。在埃及，類似的理念早在古埃及文明時期便已存在。古埃及社會信奉的“瑪阿特”（Ma’at）思想，強調真理、正義、平衡、和諧，是古埃及政治、社會乃至宇宙秩序的核心原則。法老被視為“瑪阿特的守護者”，其職責不僅是制定法律，更要在多元文化、信仰和利益群體中維持社會平衡。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各國正面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共同挑戰。中埃兩國的傳統治理智慧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啟示，包括促進多元文化共存，構建和諧社會；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包容性發展；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治理挑戰。
對于中埃兩國而言，“和而不同”不僅是社會治理的寶貴經驗，更是推動兩國合作的重要原則。遵循這一原則，雙方深化文明互鑒，推動互利共贏，增進民心相通，不斷推進教育、經濟、文化等領域合作。未來，我們將繼續秉持“和而不同”智慧，進一步深化兩國交流與合作，共同為構建更加包容、公正、和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主任 唐曉陽：
“全球南方”崛起中的古典與現代——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案例的思索
“全球南方”崛起是當今世界形勢變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在現代化過程中，南方國家由于其古老多元的文化傳統而呈現出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路徑。西方最初推進現代化時強調顛覆古典傳統，而南方國家的現代化卻與延續本國的古典傳統緊密相連。以中國為例，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首要關鍵是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目標的統一。中國社會在選擇現代化時從來不是像西方社會一般單純追逐利益與效用本身，而是以國家獨立富強、免受外侮為使命。中國的現代化沒有與自身的歷史傳承相割裂，而是在前進路徑上相輔相成、融為一體。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在自主的目標指引下，通過自身的思考與選擇決定了現代化轉型方式，古典傳統既是目標確定和路徑選擇的重要思想基礎，又在行動與變化中體現了自己的生機活力。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表明，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轉型時，必須統一科技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承的目標，并通過在現代化語境下重新詮釋古典文化而促進現代與傳統的融合，實現自主而又生動靈活的發展。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院長 王俊：
從非洲哲學到世界哲學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持續加強，世界范圍內反殖民主義斗爭不斷深入，以現代技術為標志的西方文明顯露困境，“世界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話題日益引人注目。當代哲學在大多數時候已不單單意味著“西方哲學”，而是多元圖景的世界哲學地圖。因此，今天我們普遍認可“哲學”內涵的擴充，即除了古希臘—歐洲哲學之外，東亞、西亞、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其獨特的哲學類型。
非洲哲學是世界哲學地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它的研究也不應該停留在孤立的區域文化和人類學研究層面，而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非洲與世界的互動對話以及多維度的比較研究為線索，考察非洲哲學、思想和文化的內涵及意義。對非洲哲學的研究對于包括中國哲學在內的世界哲學圖景有著豐富的構建性意義，比如非洲共同體生活的實踐方式給西方以及當代主流的政治觀念和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考視角；諸如口述哲學等非洲哲學的特有方式更激發了我們對于哲學概念本身的反思，促進了哲學內涵的豐富和擴大。
城市和鄉村都涉及人的共同體問題。在這個領域，非洲和中國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有“烏班圖”（Ubuntu）的概念，既指人性、仁愛，也包含了“生存、團結、同情、尊重及尊嚴”等價值。烏班圖哲學將道德詮釋為對他者的責任，進而拒斥個人主義，強調建立睦鄰友愛與注重責任的社群關系。烏班圖精神倡導以寬容及仁慈的態度對待異己者或他鄉人，充分展現了非洲人對陌生人的尊重及接納，勾勒了建立世界范圍內人人互助的共同體愿景。烏班圖哲學不僅強調人因與他者和集體的關系得以成為自我，同樣關注主體間互聯與合作，強調人與他者、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倫理觀念。類似的觀念在中國儒家哲學的“仁”“天下為公”“民胞物與”“天人合一”等思想中也有充分體現。非洲和中國的這些傳統思想，為今天在世界范圍內建構理想的城市和鄉村生活奠定了觀念基礎。
今天，我們要以整體性的視野，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開啟一個容納不同文化傳統及多元哲思的公共空間，突出不同文明傳統之間整體和局部的關聯，弘揚人道主義、寬容、多元等重疊共識和全人類共同價值。
中國非洲研究院研究員 安春英：
中非農業文明的歷史定位、價值意蘊與現實合作
中國和非洲都是世界農業發源地，雙方各自創造了具有獨特價值的農業文明，是世界農業文明寶庫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非農業合作走過60余年發展歷程，雙方農業合作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而且具有強勁的現實動力。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發展合作的引領者，非洲作為“全球南方”的關鍵成員，深化中非合作，將有力推進“全球南方”現代化發展進程，以農業合作為切入點可務實推進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
當下，中非農業合作一方面需深化傳統領域合作，如援建基礎設施、派遣農業技術專家、創建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投資農業產業園、參與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安全特別計劃”框架下的“南南合作”等；另一方面，需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增強農業發展內生能力。具體而言，即依托相關機構舉辦農業培訓班，通過經驗分享以及實地考察等活動，增加學員對于農業發展與綜合治理的感性和理性認識，由此為非洲國家農業發展提供“他山之石”。需要指出的是，中非農業合作經驗交流是雙向互動的，并不僅僅是中國向非洲傳播農業技術。事實上，非洲國家農業發展了多種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技術。例如，津巴布韋當地農民在發展種植業時，采用玉米、高粱和小米混合種植的方式，再補種其他本土耐旱作物，對于保持土壤水分、提高土壤肥力、防治病蟲害方面具有獨特作用。上述農業發展經驗值得中方學習借鑒。
展望未來，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中非農業合作將以在地化合作豐富農業發展知識產品的共享機制，出現越來越多的“小技術、大豐收”項目；與此同時，中非合作將聚焦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技術在產業發展領域的應用，大力發展智慧農業，推進自動駕駛無人機從事農田測繪、水稻播種、農藥噴灑等作業。可以期待，中非農業合作內容將不斷創新，進入3.0版合作階段。
尼日利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查爾斯·奧努奈居：
傳統與現代：中非治理經驗的交流與互鑒
盡管中國與非洲之間地理距離遙遠，但雙方早已開始良性互動，開啟了彼此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的篇章。很早以前，埃及人就通過陸路和海路到達中國。7—15世紀，雙方工商業往來迎來了繁榮時期，中國秉持開放態度，積極推動對外貿易與海外交流。中國水手勇敢探索海上航線，穿越印度洋，抵達非洲東海岸。明朝官員鄭和七下西洋，推動古代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實現巨大飛躍。這一壯舉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對非洲的認知，他們據此繪制出三角形的非洲地圖，比歐洲人繪制類似形狀的非洲地圖早了一個多世紀。盡管中非交往曾因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而被迫中斷，但隨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及一些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實現獨立，雙方開啟了交流與合作的新紀元。
當前，中非已開啟共筑新時代全天候命運共同體的新階段，雙方合作通過中非合作論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金磚國家等重要機制蓬勃發展。為激發合作活力、拓寬合作視野、深化相互了解，大力推進交流互鑒已成為中非合作的關鍵議題與核心行動。其中，中非治理經驗交流占據著重要地位。
（練志閑/譯）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劉源：
商代文字中的動物形象與中國思維特點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又是思維的工具，文字的構造、語言的使用中往往蘊含著一個民族的獨特思維方式。漢字自殷商時代發展成熟，到今天仍被廣泛使用，其蘊含的古老觀念與傳統思維也流傳至今。
漢字保存了古人觀察與表達自然的方式，反映中國文化的思維與視角，漢字中的動物形象就是典型例證。例如，商代文字“鳥”“隹”均指鳥類，但“鳥”強調鳥類站立、收攏翅膀的姿態，“隹”則強調展翅姿態。商周漢語中，“隹”多讀作“唯”，表強調之義，如殷墟甲骨卜辭常見“唯某人令”。這種以“唯”字帶出賓語前置的思維習慣一直延續至當代漢語，如唯才是舉、唯命是從、唯我獨尊、唯利是圖等。這反映了語言文字對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充分說明古文字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是中華民族集體意識的重要根脈所在。
肯尼亞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長 彼得·卡格萬加：
中國和非洲攜手共進、走得更遠
1903年，著名的泛非主義者W. E. B·杜波依斯指出：“20世紀的問題是膚色界限的問題。”在那個時代，非洲和中國都遭受著外部勢力的占領與剝削，非洲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都曾因此而中斷。作為外交政策和西方全球霸權的武器，西方現代化模式鞏固了西方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上的統治，加劇了非西方地區的貧困與欠發達狀況。
經歷不斷探索，中國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表明，貧困并非任何文明的詛咒！它激勵著非洲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現代化和工業化道路。在21世紀伊始，非洲踏上了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征程，以實現自身的發展愿望。非洲知識分子和領導人推廣“非洲復興”理念，“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成為了非洲大陸去殖民化的響亮口號，非洲聯盟《2063年議程》以及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更是勾勒了非洲大陸的未來發展藍圖。
非洲諺語說：“想要走得快，就一個人走，想要走得遠，就一起走。”在 21 世紀，中國和非洲決定攜手共進，走得更遠。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得到了非洲全力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論壇已成為中非合作的“雙引擎”。與此同時，中非人文交流領域不斷拓展。截至目前，中國已在非洲合作設立了多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它們廣泛分布于非洲大陸的眾多高校中，促進著兩大古老文明的互學互鑒、理解交流。
當今世界正處于過渡時期的困境之中，舊的秩序正在消亡，新的秩序尚未誕生，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無處不在。非洲和中國肩負著推動文明對話、實現共同發展、激勵各方攜手應對共同挑戰的歷史使命。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必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崇高愿景下的多極世界格局讓路。
（劉雨微/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