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4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民文所”）第53期民文沙龍在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文所研究員朝戈金應邀主講“口頭文學研究的晚近走勢”。民文所黨委書記徐文華，副所長安德明，紀委書記、副所長李初雨出席活動。
講座從民間文藝學的起源出發，朝戈金認為，1835年，格林兄弟首次將民間故事、傳說和神話予以系統區分，奠定了民間文學作為學科的基本譜系。19世紀中葉，“folklore”（民俗）一詞作為學術術語出現，并迅速傳播至歐洲和北美，形成“眼光向下，關注民間”的整體學術趨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北歐國家在民族國家構建的語境下，將民俗學作為民族認同的基礎性工具，通過設立大學教席、博物館、檔案館以及收集大量手抄資料等系統推進民俗學建設，形成了民俗學發展的獨特景觀。同時，北歐學者們通過《民間文學工作者協會通報》等跨國網絡擴大學術影響力。芬蘭克隆父子提出的“歷史—地理方法”，阿爾奈、湯普森的《故事類型索引》（即AT分類法）等研究方法，不僅推動了民俗學的系統化進展，也體現了這一領域對民間文藝學的全力擁抱。
隨后，朝戈金介紹了口頭程式理論的創立與發展。20世紀上半葉，米爾曼·帕里從語言與結構角度質疑荷馬為“天才詩人”的觀點，認為荷馬史詩源于長期積淀的口頭傳統。此后，他與學生艾伯特·洛德在南斯拉夫田野調查的印證下提出了“口頭程式理論”，并以《故事的歌手》的出版，徹底改變了古典文學中對荷馬史詩等文本的傳統理解。朝戈金表示，帕里是理論的設計者與奠基者，洛德則是實踐與推廣者。洛德的學生約翰·邁爾斯·弗里進一步對口頭程式理論進行了深化，試圖修正早期理論對結構分析的過度依賴，強調口頭文學的美學維度和意義生成機制，其貢獻體現在《內在性藝術》和《故事演述中的歌手》兩部著作中。弗里用“隱含的受眾”替代“隱含讀者”，提出“傳統指涉性”，以說明演述與受眾之間“予取予與”的審美經驗。朝戈金認為，口頭詩歌不只是一個文本，更是一個事件。歌手并非創作一個“完整”的文本，這是書寫文化與口頭文化在文本觀上的巨大差別。口頭文本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其與社會生活有廣泛而具體的聯系，二是其意義的生成依賴于現場的闡釋。故而，口頭傳統的結構蘊含著豐富的意義潛能。
講座最后，朝戈金回顧了中國民間文學發展以及口頭詩學研究與轉向。中國民間文學的學科化始于20世紀50年代，早期以“勞動人民口頭創作”命名。80年代后，隨《民間文學概論》等教材體系的建立，逐步實現了材料的整理與學科的規范化。八九十年代后，隨著《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故事的歌手》《荷馬諸問題》等口頭傳統理論的譯介與吸收，中國學者開始關注“口頭傳統”在本土語境下的意義轉化。同時。民文所的幾代研究者與哈佛大學古典學系、芬蘭文學館建立了長期學術交流，并結合中國口頭傳統進行本土化實踐，推動“口頭傳統—口頭文學—口頭詩學”的研究路徑延展。朝戈金表示，中國的口頭詩學研究希望在更大意義上與書面詩學共同構造一個完整的詩學，應包括書寫與口頭、古今、中西、藝文之間的維度。未來，中國口頭詩學應在與書面詩學的協商互動下，通過推動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民間文藝理論體系，推動國際民間文藝學的發展。
安德明在總結中表示，對于學術的認識要放在廣闊的世界學術背景和長遠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加以體會。同時，應注重學術傳統對理論方法推進的重要意義。在理解研究對象時，要注意局部和整體的關系。
所內有關研究人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相關專業研究生等參加活動，并就全觀詩學、口頭性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周玥）
